该集团拥有煤炭资源储备400多亿吨,遍布河南省内12个地市及贵州、新疆、内蒙古、安徽等省区,煤炭产能2011年将达到一亿吨,拥有钼金属储量150万吨,是全国拥有钼储量最大的企业,拥有国内外铝土矿资源20亿吨,掌握世界煤化工高端技术,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煤制气企业和华中地区最大的煤制甲醇生产企业。
自2008年7月全省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专项斗争领导组的统一部署,各市和省直各有关部门认真摸底排查、积极进行收缴,全省目前已收缴各类违法违规违纪资金250.36亿元。从全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专项清理工作暨专项检查部署会上获悉,即日起,我省将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检查,对煤焦领域三违资金进行全面清缴。
三违资金即违规、违纪、违法资金。同时,对已经清缴回的违规违纪资金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比例尽快上缴。为进一步推动全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各项工作,维护全省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大局,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专项清理领导组办公室要求,组成检查组,用一个月的时间,对省煤运公司和11个市的三违资金进行深入查缴,并发现体制、机制、管理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发现重要案件线索形成一批强势企业有助于增强我国煤炭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民族企业海外投资。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位人士此前表示,经过第一轮重组,剩下的都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煤炭企业或者整合主体,国家今后出台的政策,应该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宋智晨表示,十一五初期,以山西省为代表的煤炭行业重组主要是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全面整合小煤矿,在整个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过程中,中小民营企业始终处于被整合的地位。此前,山西等省份推动的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引发了各界关注。当然,IGCC的二氧化碳脱除也需要一定的效率降低的代价,但比尾部处理方式的成本要低一些,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也比较小,降低6~7个百分点。
其中2010~2030年被定义为转型期中的攻坚期,而2010~2020年,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更是转型的关键。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推动世界向低碳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将进一步向节能、高效、清洁、低碳方向转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调整能源战略。根据我国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对各个阶段能耗总量控制设定的目标为:到2020年实现能源消费总量为40亿吨标准煤,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5亿吨标准煤,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50亿~55亿吨标准煤。在近30~40年内,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无法改变以煤为主的现实。
根据国家能源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68.7%,远高于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的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GDP占世界的7%,能源消费却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7%。倪维斗告诉记者,目前IGCC的初期投入相对较高,发电成本是普通发电成本的1.5~2倍。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对于IGCC多联产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倪维斗认为示范工程太少,国家应再批3~5个试点,同时采取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互相的对比和学习,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因此,IGCC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和汞等污染物的排放。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对二氧化碳,可以在燃烧以前、在高浓度高压力条件下将其脱除。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十三五期间开始进行小规模推广。在他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首座IGCC示范工程项目——华能天津IGCC示范电站于2009年7月6日正式开工。
显然,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将受到能源资源尤其是环境的严重制约。据华能天津公布的数据,该示范电站建成后,发电效率可达42%,脱硫效率达99%以上,可回收高纯度的硫元素,并将氮氧化物的排放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据倪维斗介绍,欧洲从1998年就启动了AD700(蒸汽参数达37.5MPa,700℃/ 720℃的先进超临界燃煤电厂技术)计划,预计运行温度将提高到700摄氏度,压力将提高到375个大气压。根据我国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对各个阶段能耗总量控制设定的目标为:到2020年实现能源消费总量为40亿吨标准煤,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5亿吨标准煤,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50亿~55亿吨标准煤。对IGCC和多联产的认识,尤其在国家层面已经见到可喜的变化,观念上也有所松动。记者还了解到,在倪维斗的积极努力下,他所倡导的IGCC多联产已被写入《新兴能源产业规划》及十二五期间的能源发展规划当中。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IGCC在发电效率方面相对来说有更大提升空间,在污染物治理、脱碳方面也有独特优势,还能通过和多联产耦合降低建设成本,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首台机组计划于2011年建成。
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IGCC采取的则是先治理、后发电的污染物控制策略。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仍有许多技术问题尚未解决。
这种技术旨在让煤更有效率地燃烧,产生温度更高的蒸汽和压力。运行温度提高后,锅炉的过热器材料及管道需要采用更耐热的镍基合金,落实到每一个千瓦数的成本会很高。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国能源战略与十二五能源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也表示,应结合当前背景,转变能源战略理念,促进煤炭的绿色生产和清洁利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在整个能源体系转型期内,即使考虑到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均得到极大发展,煤炭也仍将在我国能源供应中起主导作用。
蒸汽被用来推动涡轮发电。而由于超临界燃煤技术采用尾部处理的治理方式,在未来对排放物控制愈加严格的情况之下,该项技术的排放物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倪维斗告诉记者,发展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此外,超临界燃煤技术在烟囱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浓度和压力都比较低,这也为碳捕获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因此,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是中国式低碳经济的关键。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的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倪维斗告诉记者,从国内的应用情况来看,超临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比较成熟,成本也比IGCC更低,是目前的主流技术,但这种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他还向记者阐述了自己 三个五年的战略思考: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2011~2015年,也就是十二五期间,能够建成3~5个示范项目,积累经验。
在近30~40年内,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无法改变以煤为主的现实。多年来,倪维斗一直在为推进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与多联产相结合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而积极奔走,他认为,IGCC+多联产符合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的国情,且发展潜力巨大。
一个是发电和化工行业结合的思想阻力比较大,二是相关部门对IGCC的一些偏见,从而持过度谨慎的态度。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将2010~2050年作为能源体系的转型期,在此期间,能源体系要从目前的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清洁、多元、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显然,要想实现这3个阶段能耗总量的控制目标,如何打好煤炭牌是关键。据了解,工程第一阶段的规划是建设一台25万千瓦等级的IGCC发电机组,机组采用华能自主研发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00吨/天级两段式干煤粉气化炉。
倪维斗告诉记者,目前IGCC的初期投入相对较高,发电成本是普通发电成本的1.5~2倍。对于IGCC多联产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倪维斗认为示范工程太少,国家应再批3~5个试点,同时采取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互相的对比和学习,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但煤在气化之后的用途非常广泛,比如做化工原料,或是合成高附加值的燃料等,如果把发电和多联产进行耦合,统一考量,对物质流、能量流加以优化,那么投资的整体效益也会得到提高。三个五年的战略思考虽然IGCC多联产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却较为缓慢。
2020年以后,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推广。根据国家能源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68.7%,远高于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比重。